胡华与《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1985年10月，76岁高龄的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纽约时报》副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以西方人的视角、纪实性的笔触写出的《长征》一书，在美国出版后，立刻引起全美的轰动，《时代》周刊等许多报刊大量报道，许多国家竞相翻译出版，影响十分广泛。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中文译本，书名译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说：“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而该书的成功，与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华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历史学家胡华教授的帮助，是完不成他的著作的”

1984年3月，索尔兹伯里为撰写长征纪实，在妻子夏洛特的陪同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的协助下，到中国搜集资料。同年秋，索尔兹伯里等为同一目的再次到访中国。在中国，索尔兹伯里等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高级译员张援远的陪同下，历时两个半月重走了长征路。他们采访了许多长征的亲历者，还向胡华等历史学家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征求了意见。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本长征的纪实就是在这种合作和协助的基础上脱稿的。它完全是中美人民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这本著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的支持和帮助，而胡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译本的编后记特别提到：“特别是索尔兹伯里访华期间……人民大学教授胡华等同志，对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者还曾对中国军事博物馆阎景堂研究员直言：没有胡华老师，他的书就写不出来。许多学界同仁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峻指出：“时值盛夏，胡华教授不辞辛劳地向他详细叙述了长征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大量回忆录、档案数据材料和一些未见经传的史实，帮助他理清了许多写作中的疑难点，使索氏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成为一部轰动世界的传世之作。”

索尔兹伯里著，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译《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戈在纪念胡华的文章中写道：“索尔兹伯里在80年代前期曾来中国搜集有关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资料，那时胡华曾和他多次彻夜长谈，把很多故事讲给他听，胡华还陪他去访问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长征老干部。索尔兹伯里回去后写出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这是继斯诺之后，向西方介绍中国长征的又一畅销书，书中有68处引用了胡华的话，还有许多胡华介绍的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可以说，没有胡华的无私的帮助，也不会有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故事。”

澳大利亚学者泰伟斯以及布鲁斯·嘉博也指出：“由于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胡华教授在西方史学界很是出名。”

1986年5月6日，胡耀邦会见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邹谠时，邹谠曾说：“《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如果没有历史学家胡华教授的帮助，是完不成他的著作的。”是“胡华接待了他，尽可能地详尽地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与他结下了友谊”。

胡华为索尔兹伯里写作贡献了大量思想资源

1984年3月20日上午，索尔兹伯里与谢伟思一起到中国人民大学访问胡华。胡华与索尔兹伯里的交往由此开始，并力所能及地为其撰写长征史提供帮助。文化差异并没有成为两位学者交流的障碍。索尔兹伯里从1984年3月21日到10月30日间曾当面采访胡华13次，并于1984年10月2日、1985年1月11日、2月4日三次向胡华通信求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胡华的名字出现过90次，对胡华的称谓和描述多达8种，包括“研究长征的专家胡华教授”“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历史学家”“胡华教授也许是最了解情况的现代史专家”“长征史专家胡华”“党的历史学家胡华”“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重要党史学家”等。引述胡华提供的史实和论断8处。书中的注释共有685条，约4万字，其中明确标注胡华提供的共涉及22章68条，约占全书注释的十分之一。这些数据，足见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胡华提供的史料史实和研究结论极为重视；反过来也说明，胡华对该书的学术影响不可低估。胡华对作者写作过程中的帮助，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为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采访中，索尔兹伯里多次请胡华说明长征史的一些细节并提供相关材料，例如：有关李德的情况，如才能，脾气等；有关遵义会议的情况和问题：遵义会议出席人员、列席人员的情况，会上发言的情况。周恩来在会议上转而支持毛泽东的立场的过程。有关周恩来的情况：周恩来在长征途中的经历、作用、英雄事迹，遇到的困难和作出的牺牲，以及身患重病的详情（包括历史资料和个人回忆）。有关邓小平的材料：邓小平在苏区，特别是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的情况。邓小平在长征中，特别是在长征初期所处的环境，所遇到的困难和所起到的作用。邓小平在遵义会议时的情况以及他在此前后的任职。关于陈毅的情况：陈毅留下保卫苏区的情况，为争夺对苏区的控制与国民党进行战斗的情况，苏区党员和群众遭受屠杀的情况；陈毅进行游击战直至组成新四军的情况。妇女在长征中的作用。长征的意义、教训，对团结人民，以巩固革命运动基础等方面的作用等等。对此，胡华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掌握的资料提供给索尔兹伯里。对于采用的资料，索尔兹伯里在书中也做了“这些案件的资料都是来自胡华”“部队编组的细节来自胡华教授”“北京的党史学家胡华教授根据党史档案和他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一份详尽记事”“这次谈话的细节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这是胡华对伤亡状况的估计”“根据胡华对当时情况的再现”“胡华教授补充了许多重要的细节”“细节来自胡华”“胡华补充了些细节”等说明。

二是为作者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答疑解惑。索尔兹伯里自1984年3月来华至1985年书稿出版期间，亲自采访胡华十余次，通信求教数次。《革命史家胡华》一书叙述了索尔兹伯里采访胡华时提出的部分问题，包括：（一）长征初期的情况和问题：为什么博古、李德能把毛泽东排斥出党中央的领导？具体情况如何？传说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被软禁，是否属实？据说，周恩来在长征初期与毛泽东对立，并在博古、李德及所谓共产国际分子的领导中占主导地位，是否属实？（二）关于黎平会议的情况和问题：据说在黎平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已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是否属实？（三）据报道，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并起了关键作用，是否属实？（四）有关朱德的情况：朱德早期在苏区与毛泽东的关系如何？博古等人占领导位置后，朱、毛间关系如何？朱德与张国焘在一起一年多，情况如何？关系如何？据说张曾威胁要杀朱以对朱进行劫持，是否属实？（五）关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和问题：两军会师，毛、张会晤的详情；他们是如何讨论进一步行动计划的，张、毛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发展的？分成两个混合纵队的情况，张国焘反对毛泽东、朱德的阴谋，叶剑英截住电报，揭发张国焘阴谋的情况，等等。据说张阴谋杀害毛，毛怕受张的部队的攻击而急忙把部队撤走，是否属实？等等。

1984年3月胡华与来访的美国资深外交家谢伟思（中）、《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索尔兹伯里合影

1984年8月6日，担任索尔兹伯里翻译的张援远致函胡华，转述了索尔兹伯里提出的一些新的问题，并请胡华给予解答。包括：“1.陈云同志1935年8月5日离沪去莫斯科，这是奉中央的命令，还是在上海的中央局的命令（此时中央局是否已遭破坏不复存在），同行人中有何叔衡的女儿，她叫什么名字？她的丈夫叫什么名字？2.30年代初，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援款由在上海的红十字协会负责人通过一家德国银行转交，这位负责人后来遭蒋介石逮捕，他叫什么名字？3.韩素音说，当年毛主席上井冈山过程中，起义部队中有一些高级军官策划杀害他，可有其事？4.邓小平同志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央秘书长，后来在中央纵队的工作由刘英同志取代，他本人则被派到作战部队工作。这个时期邓的活动如何……”

对于索尔兹伯里所提出的问题，胡华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实和研究成果一一予以解答。例如，索尔兹伯里提出：宁都会议决定周恩来接替毛泽东当红军总政委，是不是周夺了毛的权？胡华告诉他：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时，周恩来正在前方打仗，会上有同志批评毛泽东，要他离开军队去养病，专门做政府工作，并提议由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样周恩来才从前方回来。他回来后不同意那样做，认为毛泽东应当继续留任，指挥军队，他可以协助。索尔兹伯里对这些情况开始不相信，杨尚昆就把宁都会议的简报给他看，这个简报是1932年10月21日写的，简报说，“关于前方战争的领导，留在后方的中央局提出，由周恩来同志负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在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泽东同志留在前线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也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胡华手中没有现成答案的，则想方设法去寻找。如关于陈云1935年在长征途中奉命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一些相关问题，是胡华通过时任陈云的秘书朱佳木，直接从陈云本人那里了解到的，使索氏得到了最权威的答案。

胡华的回答有理有据，令索尔兹伯里十分信服。索尔兹伯里在书中多次采用胡华提供的答案和作出的结论。例如，书中第107页在叙述红军长征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陈济棠让开道路的情节时，就引入了胡华的结论：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军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再如，书中第157页陈述宋庆龄寓所中是否藏有共产党的电台时，陈述了胡华的观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两名主要历史学家胡华和向青声称，电台确实在那里工作过，等等。

三是为作者写作提供重要的思路。在交流中，胡华不仅向索尔兹伯里提供了诸多的资料和研究结论，还为其勾勒了整个长征史的轮廓，提供了重要的写作思路。只是这些在作者写作中被融入书中，难以清晰地描绘。正如贺捷生所说：“胡华与索尔兹伯里许多次毫无保留的接触和长谈，其思想和论点对该书的写作所产生的影响，就无法统计了。”

四是为作者书稿提供修改意见。索尔兹伯里在写作过程中及完稿后曾多次向胡华征询意见，得到了胡华的宝贵建议。1997年12月16日，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阎景堂在胡华逝世十周年暨《胡华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上回忆说：“据我所知，索尔兹伯里为了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曾两次来到中国，都重点访问过胡华老师。后来因为胡华老师比较忙，最后一些章节没有定，但是很多主要的东西，都给胡华同志通过信。比如说，最后一章是‘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问我这个标题好不好？我当时就给胡华老师打电话，胡华老师说，外国人正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感觉，他写这个东西比较真实，比较可信，可以把这个情况给黄华同志汇报一下。后来黄华又给总书记胡耀邦汇报，我们基本尊重作者的意见，最后这个题目也保留了。”胡华在《当前党史动态》中也忆叙：“他写得很快，坐在车上也写，今年（指1985年—引者注）2月便交出了稿子，在美国、英国、法国几个国家同时发表。后来又把稿子送到北京，要我们帮忙看一看，杨尚昆委托我们几位帮助看，并由黄华与我具体负责。当然，我们只从大的方面提些意见，至于他怎么修改就不知道了。”

重任在肩，不辱使命，对外讲好中国革命故事

胡华尽其所能向索尔兹伯里提供无私的帮助，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写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1984年3月，索尔兹伯里一行来华时，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指示，具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与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以及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负责接待。书稿写成后，索尔兹伯里又要求中国同志协助校勘，杨尚昆又委托黄华与胡华具体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指示，胡华深感重任在肩，自当尽心竭力。二是胡华长期以来对宣传长征史、弘扬长征精神的不懈追求。索尔兹伯里要写长征，这是让西方人了解长征，把长征精神推向世界的一个极好途径。索氏不顾70多岁高龄，为写长征史带病到中国搜集资料，胡华也“深为一个外国人对长征事迹抱有如此巨大的敬仰和热情而感动”。

胡华能够不辱使命，为索尔兹伯里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提供巨大的帮助，一方面在于他长期注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胡华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过程中，十分注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坚持论从史出。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也是研究中国革命史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胡华对此非常重视。经过多年坚持，他积累了大量长征史相关资料。当然，更主要的是，胡华对长征史的内容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成果。他说：“研究这个专题很有意义，目前我们对党史专题的研究太少了，应该在这方面努力！”

胡华对长征的研究和教学，应该说始自晋察冀敌后抗战时期。胡华在华北联合大学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课时，就讲授过长征史的内容。他后来在华北大学编印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中，简要地记叙了红军长征，并高度评价说：“这一伟大胜利，证明中国人民力量，在中共领导下，是不可战胜的，它是中国民族最高自信心的表现。中国革命经过炽烈的反‘围剿’斗争与长征的锻炼，不但锻炼出一支坚强的工农红军及其干部，还锻炼出一个更坚强更有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从此一直正确的领导着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在克服每一严重困难的开头都起了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共领导，长征的胜利是不能想象的。如果没有这支革命力量的保存，那末，后来的抗日战争的发动，与今天的全国胜利的局面，也是不会有的。”

胡华编写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一书，全方位地讲述了长征的由来、经过和意义。

1979年7月，胡华在哈尔滨出席由教育部和黑龙江省主办的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暑期讲习会，并在会上作《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的报告，突破了此前党史研究长期封闭的禁区，根据访问参加遵义会议的一些亲历者的记录和部分档案史料，重点讲述了苏区反“围剿”斗争、长征的由来和遵义会议召开的基本史实。

20世纪80年代，胡华所发表的论文或所作的报告《关于遵义会议的若干情况》《周恩来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贡献》《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和党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胜利》《党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红军长征的胜利》《张国焘〈我的回忆〉若干重要史实纠谬》《王明和王明路线对党的严重危害的若干历史情况》《关于扩展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内容问题》等，均对长征史的一些重要内容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胡华在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过程中，根据自己掌握的史实和研究，屡次纠正了一些传稿中有关长征史的错讹之处。据责任编辑郭洛夫回忆：胡华审阅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的传稿时，发现并改正了传主随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突围后“转入祁连山”的误记，说：“倪家营子突围后，张琴秋在王树声的带领下走的是北路，转入祁连山的是李先念率领的南路部队，张琴秋没有去过祁连山。”又如，他审阅华中野战军十纵司令员谢祥军传稿时，删去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过雪山走草地，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中“过雪山走草地”的误记，并在审稿签中写道“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前没有‘过雪山走草地’”，类似情况他都一一纠正。长征史研究专家李安葆教授曾说：“胡华同志对长征历史等问题有过深入独到的研究，他在全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讲习会等所做的若干党史情况的专题报告中曾多次谈到长征问题，得到了党史界和理论界听众的热烈欢迎。”胡华甚至曾一度答应与李安葆合作撰写一部多卷本的长征史，只是未到古稀之年就因病逝世，这一计划遗憾落空。

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  

为弘扬长征精神，胡华总是诚恳无私地将自己的研究积累贡献给国内外学界，毫不吝啬地襄助学界同仁研究长征史。

1980年6月19日，北美洲中国革命史考察团七位教授到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座谈。其间，胡华以谈话方式回答了来访者的提问，其中包括涉及长征前后的一些问题。

1980年10月16日，历史学家李新介绍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史教授胡继熙与胡华交流长征研究，对方提出了许多关于红军长征和红军反“围剿”斗争的问题，胡华都作了回答。胡继熙回到法国后，写出了长征专著《他们曾是十万人（1934—1935年）》和彩色连环画册《毛泽东领导的长征》（由胡继熙撰文、法国著名连环画家迪皮伊绘画），在法国文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就长征史而言，胡华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思想观点出发，实事求是地向国外学术界讲述和提供研究帮助，可以说是对外讲好中国革命故事的典范。

胡华在国内长征史宣传中，也作了许多热情而无私的奉献。胡华受中国人民大学成仿吾校长之托，为其书稿《长征回忆录》的初版和再版，多次阅看并校勘。胡华还同清庆瑞、李安葆教授一起帮助成老进行有关长征亲历者的口述历史的采访记录，查阅文献档案，整理撰写《记叛徒张国焘》书稿。此外，胡华和清庆瑞为成老的遗作—《一面历史的镜子—〈记叛徒张国焘〉》撰写了书评。

1987年8月胡华在北京饭店向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介绍中国改革开放

胡华还多次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老战友汪士汉等撰写《伟大的长征》一书提供资料和建议。他对李安葆撰写《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史》等著作给予了指导，李安葆回忆称：“凡我写出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我都首先送给他，请他指正。”1985年，金紫光、靳思彤等同志编撰的《伟大的长征》一书，特约请胡华做该书的最后审定工作。

鼎力支持索尔兹伯里写作“新长征”

1987年2月17日，黄华致信胡华：“索尔兹伯里先生计划4月来华为写新长征进行采访调研。我已告他提出写作大纲来，以便请有关方面做些准备工作。他说很希望再次同你会见，听听你的意见。待他写来大纲后当再转你。写‘新长征’题目比写老长征难度大得多，索知道此点，也承认他对社会经济问题不很在行。但其热情可嘉。也希望你对他可能找你交换意见做点准备……”2月21日，胡华复函黄华副委员长，表态遵示。3月31日，胡华复索尔兹伯里函，表示欢迎索氏来华交流，并告知其应美国费正清研究中心麦克法夸尔主任邀请5月份将访美进行学术交流。

5月5日至24日，胡华应邀访问美国的哈佛大学、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与美国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其间，受到索尔兹伯里的热情接待。

1987年胡华赴美讲学回国后，接到索尔兹伯里于6月5日的致函：

亲爱的胡华教授：

在您在纽约非常短暂的逗留期间，我能与您有几小时的会面，真是非常高兴。不巧我没能安排得过来去哈佛参加您的讲座。为此我深感遗憾，因为我那么想听到您的讲演。希望那讲座很成功。

我估计您后来没回纽约了，不然我会听到您的消息。现在您已经安全地回到中国了吧。希望旅途没有使您太劳累！我答应过随此信传给您我与斯特朗女士书信的复印件。她信上的倒数第二段讲到，她受到毛主席对她去俄国一事的警告，但是没有听从。我认为这是极其有意思和重要的。它这么清晰地表明了毛对当时政治现实的理解。我认为，这个理解比大多数人的理解精确得多，也敏锐得多。—当然更远远超过消息最灵通的西方人士的理解。 

我很有幸地在杨尚昆将军访问纽约期间与他会谈。就完成手头的新书一事，我们有了我在中国的工作的全部细节。我预计7月初在北京，并期待着届时见到您。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987.6.5

1987年8月，索尔兹伯里再次来华，受到热情接待。为帮助他了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胡华向索氏较为全面地讲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情况以及正在进行的改革。胡华主要介绍了十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二、改革—新长征的理论根据。三、改革的背景。四、中国现代化的提出。五、八年来改革的进程。六、关于农村改革。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八、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九、改革理论上的突破。十、中国改革与苏联的异同。

此次胡华与索尔兹伯里的交谈，进行了九天，谈话结束后，胡华因过度劳累肝部疼痛而入院治疗，后来被确诊肝癌。三个月后，于12月14日病逝。

胡华逝世前在当年《自学》杂志第六期上发表《〈长征史〉简评》中写道：“在当前四化建设的新长征中，重温红军长征的历史，学习和继承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战、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我认为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长征精神永存，曾经致力长征史研究和宣传、并致力把长征精神推向世界的胡华也应当被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