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海瑞的法治精神

在海南省海口市，我瞻仰了明朝政治家海瑞的陵墓。墓前镌刻的“旨”和“粤东正气”横行楷书大字，激起了我对海瑞的崇敬之情。

而后在查阅关于海瑞的一些书籍和海瑞的相关论著时，我不仅被他伟大的人格力量所震撼，还被他超凡的政治才能所折服，尤其敬服他“依法理政、施法严明”的法治精神。纵观海瑞的从政之道，他的法治精神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立法规理事管人，除弊安良。明王朝开国不久，江南地区一些不法官吏和乡绅相互勾结，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祸害百姓，引得民怨沸腾。隆庆三年（1569年）夏天，海瑞新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应天十府所在地就是江南地区。海瑞上任后，发现当地没有法规，为官行事任意东西，而《大明律》又高高在上，对士大夫疏于约束。他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建章立法，强调矩规，依法理政。他组织制定和颁布了《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等地方性法规，斥黜贪墨，厘正宿弊。严令颁行后，不法官吏们对此反应强烈。一些平时贪污受贿、劣迹昭著的官员，害怕被追查法办，纷纷自动解职，逃避他乡；一些平素欺凌和鱼肉百姓的乡官担心遭受惩治，有的举家迁走，有的过起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一些日常爱坐八抬大轿的富绅们，也自觉改坐四人抬的轿子。一时间，江南地区的官场一派肃正，百姓安居乐业。

立朝廷，用民力用民能。讲究“牧民术”是海瑞的为官之道，他在著述中说，牧民旨在“置卿师以说道（导）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牧民术中的“宪令”和“刑罚”，反映出海瑞执政十分重视法治的统治作用。海瑞主张“法者，将立朝廷者也；法者，将用民力者也；法者，将用民能者也。”他深知社会矛盾纷繁复杂，万事万物色彩各异，治理国家要照应到多方面的关系。他并不从统治阶级的单方面而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探索法律的要义。他思想观念中的“立朝廷”就是依法确立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等级制度，法律则必须维护最高统治者的皇权地位；“用民力”和“用民能”一方面是要求民众要竭其心力效命朝廷遵循王法，另一方面是要求法律也必须适当体现老百姓的某些愿望，维持民众的基本生存秩序，使社会保持稳定，其目的是达到皇权统治的长治久安。

执法从亲近的人办起。土地兼并在明朝中期越演越烈，连皇帝也掠夺土地设置皇庄。土地兼并导致许多自耕农破产。江南地区也是“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失地农民生活维艰，苦不堪言。海瑞对此深感痛心，十分愤慨，他决心整治江南地区豪强大肆兼并土地的混乱局面。但是，土地兼并在当时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大有法不责众之势，弄不好将适得其反。面对此种局势，海瑞的出手既大刀阔斧，又巧于心智：他广泛发动社会各阶层的开明人士，依据《大明律》中的有关法律条文，在江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勒令退田运动。在具体执法行动中，他首先从自己恩重如山的师长、当时在松江老家闲居的大学士徐阶的府第下手。他派遣人员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到徐家强占豪夺的田地就有40多万亩。他为此登门徐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坚决按律条办事，执意规劝徐阶退出多占的土地还给农民。几经交涉，徐阶退出了多占的田地。这一举动极大地震动了其他官吏、地主，这些人也被迫退出了多占的田地。农民又重新获得赖以生存的土地。

借强势推进依法治理。海瑞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虽然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欢迎，但从根本上损伤了当地的大地主大富豪的切身利益。他的锐意改革和严正执法常常遭到地方贵族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当时，一些地方转嫁赋役的不良现象十分严重，增加了农民负担，减少了国家收入，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海瑞在主政福建南平、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的时候，推行清丈、均徭，极力改革现行的赋役制度。由于贵族势力的阻挠和一些农民的不觉悟，此举收效甚微。后来，主持朝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力主赋税制度改革，强力推行“一条鞭法”。当时海瑞已在江南任职，他见时机已到，就趁热打铁，借助朝廷的势头因地制宜贯彻执行“一条鞭法”，稳步改革时行的赋役制度。他针对当地反对势力的特点和实力以及赋役制度弊端，对症下药，依据“一条鞭法”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钱粮册式》《均徭册式》，明令严格按田地多少均平赋役，把复杂的赋税制简单化，把实物赋税的大部分改为货币赋税。由于海瑞开展的这项赋役改革维护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顺应朝野时局，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和民众的拥护；贵族反对势力见事成定局且大势所趋，也只得认从。海瑞依法推行地方赋税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并且还有效推进“一条鞭法”在全国其他地方的贯彻实施，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缓解了阶级矛盾。

施法公正，尊重民本。海瑞不提倡“禄赏加于无功”，反对“杀不辜而赦有罪”，力主“审必慎，罚必明”，力戒草菅人命。同时，他又主张有罪必惩，施法公正，使“法力威震于天下，法恩惠及于乡里”。在公开场合，他明确反对官吏“轻法重势”。他认为，因贪赃枉法而“舟车饰，台榭广”的奢侈腐败行为是恶罪。他主张“以法度护农事”“薄税轻徭”，以免导致“上下相疾”。他不避风险，直截了当指责当朝皇君：“地之生财有限，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认为朝廷应“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民本思想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