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与“律”的区别

学术界长期认为：清末著名法制改革家沈家本曾说，“商鞅改法为律，谓改李悝之六法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也”。商鞅携《法经》入秦，变法时首先改法为律。正因为这样一个重要线索，所以从《法经》到秦律，再到汉朝的《九章律》，到后来的曹魏《新律》，《北齐律》直到《唐律疏议》，都和《法经》的篇章结构、编纂体例、内容等有很大关系，一定要重视这一历史线索，才能做到法制史融会贯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祝总斌在《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一文中，对《唐律疏议》所载商鞅“改法为律”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认为中国古代在法律或成文法的意义上使用“律”字应当始于公元前260年左右，并从社会变迁及文字训诂等角度对“律”字何以能具有“法律”之含义且得到广泛使用给出了解释；文末及注释中，附论及“法”字的字义演化，和用“律”字相关语汇考证史料时代及真伪等的问题。

我大胆地认为，中国古代很可能不存在“改法为律”的问题，典型例证就是《汉书·杜周传》所载杜周所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表明“法”是所有法律形式的总称。而且古代的“法律”不仅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法律形式，如律、令、格、式、敕、例等，而且还包括许多的政令制度，所以才会出现“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说法。为了更好地理解古代不存在“改法为律”，可以分析一下古代变法的内容。

商鞅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是颁布并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轻罪用重刑。二是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三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四是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五是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在这些内容中，第一项属于刑法范畴，第二项属于军法范畴，第三项属于行政法、经济法等范畴，第四项属于文化法范畴，第五项属于家庭法范畴。

商鞅第二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二是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三是迁都咸阳，修建宫殿。四是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五是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六是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在这些内容中，第一项属于土地法范畴，第二项属于行政法范畴，第三项属于建筑法、行政法等范畴，第四项属于经济法范畴，第五项属于户籍法、赋役法等范畴，第六项属于家庭法范畴。

商鞅变法的上述内容，有些被吸纳到有关律中，如土地可以编进田律，但有些只能单独存在，如县制，都改成“律”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机构改革。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市易务（市易司）等。二是税赋改革。制定《方田均税条约》、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即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等。三是军队改革。实行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四是科举改革。实行三舍法、贡举法等。根据如上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第一项属于行政法范畴，第二项属于经济法范畴，第三项属于军法范畴，第四项属于行政法范畴。

明朝张居正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考成法，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二是军事方面整饬边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三是经济振兴。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兴修水利等。从以上内容可知，第一项属于行政法范畴，第二项属于军法范畴，第三项属于经济法范畴。这些改革的内容实在无法细分到律、令、格、式、敕之中。

一般认为，在近代之前，学科分工不可能是细致的，而是粗枝大叶的。所谓商鞅“改法为律”，完全是随意说说而已。“法”改为“律”不过是望文生义、查无实据，同时忽视了古代关于“法”的综合性称谓，“法”就是所有强制规范性文件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