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页码的童年

《童年与故乡》这本书是2011年我在网上购得的。那时我已年近五旬，行至“知天命”之龄，童年早成了泛黄的旧照片：许多往事在岁月里愈发模糊，偏有一些片段愈发清晰，像被时光之手反复摩挲的老物件，棱角愈发分明。

小时候不懂的理，如今倒懂了些；可懂了时，又觉得迟了——有些事早已覆水难收。比如露天电影。

那时，我们总挤在营部的场院里看电影，看电影可是一件让每个人都兴奋的事。新片子放得顺溜，老片子或因放了太多次，比如《卖花姑娘》，胶片便总卡壳。一断片，场子里便响起此起彼伏的嘘声，放映员忙不迭接胶片，头顶的聚光灯“唰”地亮起，把他的身影投在幕布上，人影被放大几倍。若等久了接不上，我便在母亲怀里扭来扭去，哭着嚷：“咋还不放呀？咋还不放呀？”母亲轻拍着我哄：“快了，快了。”可等了又等，看见的仍是幕布上被放大的人影，我便不再安分，小拳头雨点似的捶着母亲的胸口，哭嚎得更凶：“咋还不放？咋还不放？”

父亲这时会沉下脸喝一声：“别闹！”目光如利剑般扫过来。虽未明说，那未尽的威胁却像悬在头顶的铁拳——我一见这眼神，立时哭得更天响。我小时候的哭声极亮，若有人还记得当年场院里的热闹，定忘不了我在露天影院里的“高音”——那哪是哭，分明是要掀翻整片夜空的闹。

孩子的无理取闹，大抵都是这般让人无可奈何罢。

童年，便伴着这样的情景，在胶片的咔嗒声里越走越远了。

正像丰子恺先生说的：“人离开了童年，便离开了自己的黄金岁月。”

挪威画家奥拉夫·古尔布兰生（Olaf Gulbransson）的手作绘本《童年与故乡》，文字和插图皆出自他本人笔下，自成一派的质朴鲜活地呈现在纸面上。1951年吴朗西先生译成中文，丰子恺先生见了原著甚是喜爱，便依原作风骨，用工整的小楷抄译，将中国书法的韵致融进这册页里，竟成就了一本既有异域风情又具东方雅趣的翻译佳品。

我买下这本书时，正着迷于丰子恺先生的文字。新星出版社2010年的新版装帧考究，大十六开的宽型开本，像一方被精心装裱的画轴。只是那时我心浮气躁，总想着“速读”。面对古尔布兰生笔下“静得能听见草叶舒展”的文字，倒像捧着杯温茶却急着要喝烈酒——他开篇第一句便把我镇住：“我四岁的时候，草比我高得多，别的东西我看见的少，草里面却是很好玩的。”再看后文：“我在黑夜的大雪中间走路，好像是在一双灰色的口袋里面。我过溪的时候找不到桥，掉到溪里了。幸而溪水很浅，我坐在水里。我不想爬起来，干脆地坐在水里啼哭。最糟糕的是石板被水打湿了。而且雪花落在石板上面，画的骑马的人也消失了。”

这样的文字，该有多美！

可那时的我，连四岁时的事都记不清。别说四岁，便是六岁前的光阴，也只剩些零星的碎片：曲阿姨挑着牛奶担子进幼儿园的背影；从课桌上被小朋友挤下来，摔断胳膊时消毒水混着眼泪的咸涩。

人对自己记忆的空白，原是本能地恐惧。我大概是怕这空白蔓延下去，终有一日连“自己”都要认不真切，才慌慌张张想从书里找答案，却在翻了两页后，更清晰地触到了时光的虚无。这样的触摸令我何尝不恐惧？只是这些年走过许多路，见过许多云，终于懂得：当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投向更辽阔的远方时，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的坎，早成了脚下的风景。

《童年与故乡》最妙的是，这厚厚一册竟无半枚页码。随意翻到某一页，左边是古尔布兰生稚拙的画，右边是清浅的文字——这些文字由丰子恺先生书写——真像推开了一扇没有门闩的旧木门，风裹着草香与蝉鸣涌进来，留足了肆意想象的空间。这是一本静静的书，一本能让心沉下去的书。

它不催促，不评判，仿佛只是温柔地说：“来，看看你的童年吧——它或许已经走远，但你看，它正站在时光的那头，向你微笑。”

除却恐惧，我们终会明白：所谓成长，不过是带着童年的光，一步步走向更辽阔的远方。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