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身听民意 “绣花”求真知 ——1930年毛泽东寻乌调查的决策智慧

开栏语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前，全党上下正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是每名党员干部从政立身的根本之问。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回望来路，一代代共产党人接过时代接力棒，在神州大地上书写了无数感人至深的奋斗篇章。自即日起，本报文化版特别推出《旗帜·政绩观的故事》专栏。依托各级档案馆藏珍档，追寻背后的实干足迹：或是心系群众柴米油盐的细致入微、或是求真务实的笃行坚守、或是谋划发展大局的担当作为，以一个个鲜活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校准坐标，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政绩之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毛泽东《寻乌调查》 中央档案馆藏

1930年5月，毛泽东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江西寻乌开展了为期20余天的社会调查。他与百姓同坐一条板凳拉家常，耐心倾听诉求、细致摸清实情，对当地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最终整理形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他坚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为科学决策提供“真材实料”，同时为革命道路的探索筑牢坚实根基。毛泽东这一深入田间地头的实践成果，也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留下宝贵经验。

深入群众摸实情

到达寻乌后，毛泽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群众放下顾虑、敢讲真话。他深知，如果摆出官架子，大家只会敬而远之，调查也必然流于形式。于是，他通过县委书记古柏的介绍，找到郭友梅、范大明等本地知情人。郭友梅是一家杂货店店主，当过商会会长，对寻乌商业变迁了如指掌；范大明是贫农，曾任县苏维埃政府职员，熟知底层百姓疾苦。毛泽东拜他们为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习，并在报告中坦言：“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这种谦虚诚恳的态度，成为打开群众心扉、获取真实情况的重要前提。

为了营造讲真话的氛围，毛泽东将会议室搬到院落、祠堂和商铺之中。他不仅开会调查，还走进田间帮助农民耕作，在耘田拔草的间隙同大家亲切交谈。村里有几户中农、几户贫农？每户分了多少田、生计如何、日常吃什么？当得知“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时，便深入全城30多家豆腐店，探寻背后原因，发现一是价廉，二是方便。他还走进杂货店，询问闽笋的来源和价格；走进水货店，了解咸鱼、海带的销路。这种拉家常式的交流，让群众把他当作自家人，那些长期被埋藏在心底的真实情况也借此得以反映：地主如何通过高利贷进行残酷剥削，贫苦群众如何在“禾头根下毛饭吃”（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的困境中艰难挣扎。而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毛泽东坚持广泛覆盖、兼听各方，力求还原寻乌全貌。在调查名单里，既有穷秀才、破产商会会长、在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吏，也有农民、商贩和退伍士兵，甚至包括被视为“流氓无产者”的游民；在年龄结构上，既邀请了阅历丰富的长者，也吸纳了思想活跃的青年，确保能充分反映各阶层心声。

真正的政绩，不在纸上数据，不在主观臆断，而在群众心坎里。科学决策的根基，正在于此。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开展寻乌调查这一实践生动昭示，党员干部必须放下官架子，扎进人民群众火热的实践与疾苦之中，才能获得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也唯有这些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鲜活事实，才能确保决策科学。

深究细研拨迷雾

深入群众解决的是材料来源问题，确保科学决策有“米”下锅；求真务实则决定着调查研究的深度与分量，确保科学决策有“据”可依。毛泽东在调查中展现出“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的决心，以及抽丝剥茧、唯实唯真的严谨态度，正是将调研成果转化为科学决策的典范。

中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不可能处处调查，唯有选取典型、“解剖麻雀”，才能以点带面、把握全局。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寻乌，是因为它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区域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其商业形态、土地关系、社会结构在周边具有代表性。把寻乌的情况摸清吃透，便可大致推知三省交界几十个县的基本面貌，这种方法既务实又高效。他反对走马观花，“到处只问一下子”，认为浅尝辄止永远摸不到问题本质。

20多个日夜里，毛泽东如同一位“绣匠”，一针一线梳理着这座县城的每一条街巷，织就了一幅鲜活厚重的社会全景图。他详细记录下寻乌的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等20余种行业的经营状况。对于旧有土地关系，不仅统计了地主、富农、贫农的人口成分和土地占有比例，还层层剖析了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3类23种具体形式。这种细致入微的调查，让其对寻乌的社会结构摸得一清二楚：城里有多少人，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娼妓、游民各占多少；各类商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利润几何；甚至地主怎么分成三等、各是什么政治态度，心里都有本明白账。

科学的调查研究，离不开科学的方法作支撑。毛泽东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坚持对立统一、深入思考。面对繁多的资料，他沉下心来系统梳理，由表及里、层层剥笋，最终得以拨开迷雾。不仅澄清了当时党内对富农问题的模糊认识，区分不同性质的富农，为制定“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也弄清了小商人、手工业者的生存状况，认识到他们同样受压迫且具有革命性，从而纠正了此前简单照搬农村斗争经验、没收商店的错误做法。这种从具体现象中提炼普遍规律，从实际情况中把握社会本质的研究方法，让《寻乌调查》成为一部洞察中国社会的科学著作。正是基于这一系统调查成果，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理论文献，首次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科学论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于深入群众中汲取智慧，在求真务实中把握规律。这一光辉实践，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提供了历久弥新的精神滋养与方法论指引：决策之源在人民，只有俯下身子、沉下心思，才能听到真话、察到实情；决策之要在求是，只有秉持科学态度，细致入微、追根究底，才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事物本质；决策之效在落实，只有摸清情况、找准症结，拿出实实在在的办法，方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6年3月20日 总第4416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