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中南海颐年堂，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原定会议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社等工作，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会在此时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就在前一天，他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还只是概括了“六大矛盾”。仅经过一天的深思熟虑后，他便系统阐述了影响深远的“十大关系”。这一思想飞跃，绝非灵光一现，而是毛泽东在历时43天深入调研基础上提炼出的科学总结。

“这很好，我也想听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业待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不得不“以苏联为师”。毛泽东后来回顾这段历程，用了一个朴素而真切的词——“懵懵懂懂”：“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这段话道出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声：抄来的“作业”，总让人觉得“隔了一层”，难以契合中国的实际。就在中国共产党人苦苦思索如何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寻找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之际，历史的时针悄然指向了1956年。

这一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外形势均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放眼国际，世界局势总体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这为中国集中力量搞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立足国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即将正式确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

然而，形势的转变不等于前进道路就是清晰的。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究竟该依据怎样的原则来开展？一个关键共识逐渐浮现——那就是“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这说起来简单，付诸实践却仍需要从头摸索。而这场摸索之旅的开端，是刘少奇迈出的第一步。

根据1955年10月通过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刘少奇负责中共八大工作报告的起草。12月5日，他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集了一次中央座谈会，参加者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同志100多人。按照中央座谈会提出的“八大中央的报告也要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的设想，12月7日至次年3月9日，他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体育等。在座谈中，他详细询问和了解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设备状况、产品流通以及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的情况，记下了数万字的笔记。这次调查使刘少奇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状况和各部门各行业存在的问题心中大致有了数。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薄一波去向他汇报工作，偶然谈到刘少奇正在系统地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没想到，毛泽东十分赞赏这种方法。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43天的倾听与思考

1956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三。北京城里的鞭炮声还在噼啪作响，中南海里已经摆开了汇报的阵势。

从这一天起至4月24日，毛泽东在紧张而疲惫的状态中，度过了43个难得而关键的日日夜夜。这段时间里，他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除了个别日子因故暂停，几乎每天都有汇报安排。为此，他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习惯。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听完还要继续研究材料，处理党政事务，一直工作到深夜。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以及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

第一场是由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毛泽东没有急着听数据，而是先讲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贯彻，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他的话中，其实已经埋下了《论十大关系》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种子。3月2日，在听取地方工业部的汇报时，毛泽东思考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他认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3月5日、6日、8日、9日，毛泽东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和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汇报。汇报越听越多，他的问题也越问越细，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的，等等。

从3月13日至4月11日，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十几次汇报，但是并没有留下记录。此时，他还在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那就是研究和思考由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毛泽东的看法很辩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捅了漏子”。“揭了盖子”，是说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捅了漏子”，是说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态度鲜明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

所以，这段时间毛泽东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部门的汇报。

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4月12日至17日，毛泽东连续6天参观了设在中南海瀛台的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的一流水平。内容很充实，使人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3个多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他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还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单行本

4月18日至24日，新一轮的汇报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这是毛泽东向34个部门做系统调查的延续。每次汇报，他都有插话。这些零散的观点，如同散落的珍珠，逐渐被一条思想的线串联起来。毛泽东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理论的轮廓日渐清晰，《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4月19日，毛泽东将思考聚焦于“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他指出：“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次日，毛泽东将视野拓展至“地方与中央”和“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到了24日，毛泽东又在“五大关系”的基础上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这一连串的数字变化，生动展现了一位伟大战略家思想演进的轨迹。

至此，本次大规模的调查画上了圆满句号。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在其一生中所做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那些来自一线的真实数据，来自各部门的质朴声音，来自国际的深刻警示，在他的脑海中交融汇聚，渐渐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路径——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正式提出“十大关系”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节录） 中央档案馆藏

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调查研究的成果。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为了适应当时的国际国内新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比如，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后来，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经验时，仍然把《论十大关系》看作是一个转折。1960年，他在《十年总结》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及《论十大关系》时高度评价道：“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七十载光阴流转，山河巨变。今天，当我们重读《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文献时，会发现它所蕴含的现实意义，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结论，而深深植根于其诞生的方式之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宝贵经验。它不仅是一次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成功探索，更是一座指引我们继续探寻“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的永恒灯塔。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6年4月24日 总第4431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