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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神树下的“民主回响”

——从“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巴蜀实践

作者:王三春 周杏莉 编辑:林娜 来源:德阳市人大 发布时间:2026-06-03

前不久,李佩袁、车彤、谢玉楠等人收到了一封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四川三星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感谢信——他们提出的9条建议,涉及民营经济、民用航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等领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式采纳。

这是一个带着泥土味的故事,也是一个观察中国式民主的绝佳窗口。

民主的“挖掘现场”:从“一句抱怨”到“一个法条”

谢玉楠,德阳广汉市某社区党委书记,也是一名基层立法信息员。她在日常走访中发现一个普遍难题:农村老人越来越多,“做饭难”“吃饭愁”成了烦心事,但村级组织在老年服务资源配置上却“有心无力”。

在一次立法意见征集会上,她直言不讳:“建议在村民委员会下设委员会中增设‘老年服务委员会’。”

这句朴素的话,没有止步于会议室。依托三星堆基层立法联系点构建的“1+18+N”民意征集网络(即1个主阵地、18个立法联络点、N个信息采集点),这条建议被迅速纳入台账。按照“七步工作法”——从任务接收到上报反馈的七个环节——这条带着烟火气的建议,与其他基层声音一起被梳理、整合、转化为立法建议,最终走进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考量。

从2024年12月确立至今,303条立法建议从这里出发,直通全国人大,其中9条被实质性采纳。德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鸿表示:“让民意搭上‘立法直通车’,鼓励群众、代表把更多基层的好经验、好建议贡献给国家立法,是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德阳实践的应尽之责、应有之义。”

在三星堆,文物通过考古发掘重见天日;同样在这里“出土”的,是来自基层的治理智慧。这正是全国首个设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国字号”立法联系点的独特价值:它不仅让考古专家能为文化遗产保护发声,更让遗址区的村民、往来的游客,都成为法治建设的“守护人”和“建言人”。

不止于“传递”:一套将“方言”转化为“法言”的体系

有人会问:为什么德阳老百姓的话能被听见?难道仅仅是装个“传声筒”吗?

显然不是。这303条建议、9条被采纳的背后,是一套精密的“转化体系”。联系点通过自身的触角,不断收集原汁原味的“方言土语”,将个体的利益诉求汇聚成集体的制度智慧,最终才拥有了转化为“法言法语”的可能。

这不是简单的“走过场”,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闭环管理”的微观体现。那些被采纳的意见,反映了最迫切的民生诉求;而那些未被采纳的意见呢?其处理反馈机制本身,也是一种民主素养的培育。这种“吸纳—反馈—转化”的闭环,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我的意见,真的有人在听,真的管用。”

而这种“管用”的背后,离不开“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双向赋能。德阳市委主要领导连续两年出席专题会议,组织五级人大代表对代表法、国家发展规划法、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草案进行研读和学习,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德阳实践”提出明确要求。正是这种高位推动,让三星堆联系点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

当群众的建议变成了法律条文,当法律的逻辑开始融入诸如小区停车位、垃圾分类的日常争吵,基层立法联系点就不仅是立法的“采集站”,更成了基层治理的“减震器”。它让民主参与与基层善治形成了良性循环,实现了从“旁观者”到“当家人”的身份重塑。

放眼巴蜀:三星堆并非孤例 而是一块关键“拼图”

如果把视线从德阳三星堆移开,放眼整个巴蜀大地,我们会发现,三星堆并非孤例,而是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四川实践的一块重要“拼图”。

在四川,目前共有三颗“国字号”明珠,镶嵌在不同领域,各自闪光:

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作为四川首个“国字号”联系点,它肩负着“为生态立法探路”的使命,创新建立的“6+1”区域协同机制,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让川西群众关于草原生态、金沙江禁渔的朴素愿望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留下回响。

成都市双流区人大常委会,它聚焦“超大城市治理”,通过“线上+线下”模式,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法民意征集网络,打造出“民意收集无死角、建议转化有回声”的基层样本,让现代都市的治理诉求有了表达通道。

德阳市广汉三星堆遗址管理委员会,它代表的是“文化根脉”的保护诉求,依托“顶流IP”,将立法意见征集与文化遗产保护深度融合,让文化的传承在法治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至此,这三者加在一起,恰好构成了四川作为经济大省、生态大省、文化大省的立法需求全息投影。它们就像三根支柱,共同支撑起四川在国家立法层面的民意多样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从“程序正义”到“实质获得感”

四川的三块“拼图”,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宏大叙事中的一个精彩章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辐射带动省、市两级人大设立了数千个联系点。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价值就在于,它不仅为选举后的民主参与拓展了新的空间,更让民主从宏大的制度理念,悄然扎根于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

从距离上看,它让立法从“庙堂之高”走向“江湖之远”,把立法的神经末梢延伸到社区、村庄和企业,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国家大事。

从效果上看,它让法律从“精英设计”变为“群众共创”,当法律吸纳了群众的智慧,群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和遵守意愿会大幅提升。

从情感上看,它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国家大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当老百姓发现“自己的意见真的管用”时,那种对法治的敬畏感、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任何宏大叙事都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