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年少沐师恩

上世纪80年代，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生产队的教学点撤销了，我随大伙一起到大队中心小学读书。

学校离家四五里远，上早晚自习成了最大的难题。那时候没有钟表，父母总是根据鸡叫的遍数估摸着时间喊我起床。天漆黑一片，一出门，各村各庄、各沟各岭的孩子们相互吆喝着，聚齐后便结伴往学校跑。

晚自习用煤油汽灯照明，明亮的灯光把教室照得如同白昼。我们趴在课桌上写字，教室里静得只能听到煤油喷出的滋滋声。汽灯的纱罩容易烧坏，这时我们就得用自制的煤油灯。几十盏跳动的火苗映着几十个时而抬头、时而俯首的人影，满屋子都是未散尽的油烟味。有时不小心离灯太近，头发就会被燎得焦煳。

冬天白昼短，转眼就黑了，来回跑着回家吃饭赶不及。只好用茶缸在家带些剩饭当晚饭。后来，我们几人一商量，干脆在学校做饭吃。于是每人多凑了20斤烤火的木头疙瘩，教室里的火塘便成了我们的伙房。放学后，有的抬水，有的生火，手忙脚乱地开伙。饭食简单，无非是米粥、玉米糁、红薯汤之类，就着从家里带的生咸菜，一顿饭便将就过去了。偶尔从家里带点面条，做顿汤面，就算改善生活。有时火不“给力”，拾掇不好，干脆啃点生红薯哄住咕咕叫的肚子。

五年级的班主任叫闫申，那时他二三十岁，还是民办教师，对我们既严厉又关爱。哪个学生作业不认真或写字潦草，他就撕掉让其“返工”，直到认真完成为止。他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订了《红领巾》《向阳花》《中国少年报》《儿童文学》，组织我们课外阅读。冬天来了，有学生还穿着单裤，冻得直流鼻涕，他就从家里找来旧秋裤、绒裤给学生穿。哪个学生的衣裳实在太破，他就把学生叫到办公室，让学生脱下衣裳帮忙缝补。有学生哪天父母不在家、没地方吃饭，他就把学生领到自己家。多风的春天容易感冒咳嗽，他便动员学生放学后挖草药——毛根、芦根、水芹菜、蒲公英、半枝莲，什么都有。课余时间，老师把草药淘洗干净，熬了满满一大锅，看着我们每人喝一大碗。说也奇怪，喝下这苦中带甜、酸里含涩的草药茶，同学们的病竟好了大半。再上课时，教室里已很少听到此起彼伏的咳嗽声。

那时候学校经常搞勤工俭学。有一次，老师带领我们往大队部送砖，路程大概二三里地。由于个子太矮，我拎不动箩筐，就用两个篮子挑。沉重的扁担压在柔嫩的肩膀上，犹如千斤重担，疼得我腰都直不起来。晚上到家，又累又疼的我躺在床上委屈地哭了。母亲心疼我，把情况告诉了老师。第二天，母亲不让我再去挑砖，我却执意要去。老师见我仍在咬牙坚持，就来回好几趟接我、帮我挑。

1984年，我小学毕业，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乡初中。每次放学回家路过学校，我总要拐进去歇歇脚、看看老师。

多年以后，我和老师成了忘年交。我上师范时，父亲因意外事故突然去世。春节期间，老师专门到我家看我，鼓励我鼓起勇气、好好学习，还给我送了50元学费，让我终生难忘……

再后来我到更远的地方上学、工作，回去的次数就少了。听村上的小伙伴说，老师经常在教室里给学生们诵读我那些年写给他的信，语气里满是自豪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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